（朱建新）
我是大龄硕士生，1988年考入厦大高教所时已经34岁。好在还有几位年龄相仿的同学，在“凌云3”五楼朝夕相处，不致孤单。但他们都是博士生，是谓学长:
王伟廉，潘先生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生，86级，住506。高挑，一表人才，当他西服革履，作为研究生会主席在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，潇洒神情真有学生领袖的风采。大家都说他那一届研究生会是美男子协会，他为首。他内心也许自负，但待人总是彬彬有礼，谦和，儒雅，微笑着与人交谈，有贵族范儿。多年后在电视上看到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形象时，顿觉很是相似。他有时会一个人站在宿舍里微仰着头望着窗外抽烟，性格里有深沉忧郁一面。他的专长在教育学基础理论，如教学论等。我在宿舍听他给我讲过课程论理论门径，饶有兴味。我入学前在大学教务处工作，每天同教学计划、课程设置、课表等实务打交道，现在能随师兄曲径通幽，自是顿悟不少。
邬大光，潘先生的第二个博士生，87级，住505。东北人，热情爽直，乐于和善于与人交往。人情练达即文章。他识人也识文。对当时所里老师间和同学间关系、个性、学问都有通透了解，常由衷地感叹某某的优长。他乐于帮助人、撮合事，我此生第一篇学术文章《哈佛大学教育的钟摆》，就是经他鼓励后在他任评委的《福建高教研究》发表的。当然，能识文也包括断然的否定。我写了一篇小文《三国将领教育》，呈潘先生看。先生近70岁了，专程爬上我们高高的凌云楼，对我小有赞扬。大光在场，事后拿去一读，却说:这文章没什么呀！兜头就是一瓢凉水。却也一语中的，此后此文始终没有演绎成可供发表的文章。潘先生登楼是鼓励学生的潜能，而大光则对能否成事成文有一种直感。他是执行力很强的人，知道什么事能做成，什么不行。
魏贻通，潘先生的第三个博士生，88级，却是先生的第一个硕士生，被先生召回再当弟子，可知是得意门生。他和王伟廉住一个宿舍，穿着简单，物质欲不强。一年四季睡凉席，好像不用枕头。成天靠在被子上看书。有很深的哲学功底，旁及社会学、管理学、经济学…，很有学问却不求闻达，是一个难得的没有宏大抱负，随遇而安，却被周围人敬重的人。为人宽厚，没有脾气，不给人任何压力。所里硕士生刘楠林陈国海（住504）、邱邑亮（住503）都喜欢去“欺负”老魏，纠缠着辩论，涉及学术社会各种问题。对楠林他们而言，这是一种讨教，但又不是上课听讲。
樊安群，先生的第四个博士生，89级。来自甘肃。他没有硕士学历，是破格录取。依他的学术兴趣和知识面，恐怕去考社会学、国际共运等学科博士生，也能录取。入学前已发表不少论文。他与邬大光住一个宿舍，平时穿着一件深棕色的道袍式长风衣，在校园里四处云游。学术上特立独行，有不同于其他同学的阅读面和信息来源，有反常的思维路径和创新品质。平时聊天常有高论，虽然打哈哈居多，迎合别人意见一路发挥下去，但也常阐述自己独到主张，无论学术还是生活话题，执着张扬。有一次和他去圆餐厅二楼吃饭，我买了一份小河虾。落座大圆餐桌后，他开始议论这份菜的种种不好。餐桌对面坐一女生，后来当选新一届厦大研究生主席（缪鲁萍，经济系），事后很久她戏谑我说:“从那时起就认识你了。你同学在布道。你不住点头，但还是吃得津津有味。”
黄福涛，潘先生的第五个博士生，90级。与前4人都是50后相比，他年龄小得多，是60后。高大帅气，性格外向，尚存童真，胸无城府。他来复试时就在我宿舍的空床上凑合一晚，不停地问我潘先生复试会考什么，学长们以前的复试情况……问了一夜，毫不掩饰他的不安和兴奋。入学后，更见他才情。一日聊起吕蓓卡，他马上用英文大段背诵脍炙人口的开篇。他拿走我夫人来信的信封，凭着对寥寥几个字迹的观察，写了500字的性格分析，令我夫人很是折服。我曾给他讲我硕士论文《练兵处奏议和清末军事学堂》的构思，他连说不错。论文完成后再给他看，他却摇头说写的不如讲的好。这对我是懵头一棒。不过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。论文交给潘先生，两天后被叫到先生家，当面一顿狠批，论文打了回来。唉！那是我最黑暗的时候。以后的日子只能闷头修改，昏天暗地。好在论文终于通过（叩先生和副导师刘海峰的大力斧正，此文一年后得以成书出版，名《中国近代军事学校》，那是后话），我离开厦门回家，黄福涛和我同机，他去参加一个学术活动。我们一路轻松，谈笑间，已过万重山。
朱建新 草记于30年后 2018.3
